唐代的儒學與文學(全兩冊) 內容簡介

　儒學與文學關系的考察，乃是唐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問題，數十年來，雖無通論性的研究專著問世，但舉凡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地域家族研究、體式技法研究以及政治觀念與事件研究，于此問題均有不同維度與層面的涉及，可謂成果豐碩。故而，唐代儒學與文學的通論性研究，須在一個已有良好學術積累的基礎上，盡可能地系統并深化相關問題的解讀，才有可能后出轉精。同時，中古史研究在歷史書寫、中央與地方（鄉里、藩鎮）、制度與實踐、日常治理及政治文化諸領域所展現出的極高水準，也讓此項研究的開展，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再則，此問題必然與政治學、漢語史、中哲史、思想史等學科存在著難以回避的交叉重疊。因此，這是一個貫通文史哲等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成果，對作者的學術素養要求非常高，劉順本科為政教專業，碩士階段專業方向為國際漢學，博士階段受業于著名學者胡曉明兄門下，又曾在陳引馳教授門下從事博士后研究，從知識背景看，劉順的確是從事這一學科交叉研究的合適人選，他的這種學科交叉研究的嘗試，也獲得了相當的成績，概括地說，《唐代的儒學與文學》學術創獲，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政治生活為中介考察儒學與文學的多重關系，并以“一統體制與有效治理”間的難題作為理解政治生活的基本視角，以此確定儒學的時代樣態、影響及其所應對的挑戰與回應的方式，從而避免對儒學過度文本化的解讀傾向。　儒學與文學關系的考察，乃是唐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問題，數十年來，雖無通論性的研究專著問世，但舉凡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地域家族研究、體式技法研究以及政治觀念與事件研究，于此問題均有不同維度與層面的涉及，可謂成果豐碩。故而，唐代儒學與文學的通論性研究，須在一個已有良好學術積累的基礎上，盡可能地系統并深化相關問題的解讀，才有可能后出轉精。同時，中古史研究在歷史書寫、中央與地方（鄉里、藩鎮）、制度與實踐、日常治理及政治文化諸領域所展現出的極高水準，也讓此項研究的開展，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再則，此問題必然與政治學、漢語史、中哲史、思想史等學科存在著難以回避的交叉重疊。因此，這是一個貫通文史哲等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成果，對作者的學術素養要求非常高，劉順本科為政教專業，碩士階段專業方向為國際漢學，博士階段受業于著名學者胡曉明兄門下，又曾在陳引馳教授門下從事博士后研究，從知識背景看，劉順的確是從事這一學科交叉研究的合適人選，他的這種學科交叉研究的嘗試，也獲得了相當的成績，概括地說，《唐代的儒學與文學》學術創獲，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政治生活為中介考察儒學與文學的多重關系，并以“一統體制與有效治理”間的難題作為理解政治生活的基本視角，以此確定儒學的時代樣態、影響及其所應對的挑戰與回應的方式，從而避免對儒學過度文本化的解讀傾向。
　　二、在唐代文學文本的分析中，既注重文學與政治一般性關系的考察，也注重其作為“政治行動”的意義。而在關注儒學對文學觀念、主題、體式、風格乃至認知模式之影響的同時，也關注文學作為“一種思想的方式”的價值。
　　三、在文學體式及功能等問題的考辨上，以漢語史研究的相關結論為據，以中古漢語所可提供的語言學條件作為文學文本分析的基礎參照，并由此考察文學書寫的規則、技法、限度及其與儒學相互適應的方式。
　　總之，《唐代的儒學與文學》一書，對唐代的政治、儒學與文學的關系的考察，新義迭出，比如：唐代前期的儒學以《五經正義》的修訂為其高成就，傳統的義疏學自此而衰。為李唐提供合法性論證、構建國家治理的觀念與制度、營造政治文化并回應具體的政治訴求，成為唐初儒學非常核心的問題，禮樂則為重點領域。再如，《唐代的儒學與文學（套裝上下冊）》認為儒家文論主張比德連類、物先感隨的觀念得以延續。儒學、政治、文學的互動，既催生了新的文學體式，文學也呈現出相應的獨立品格。又如，該書指出，“安史之亂”后，儒學對于道德、人性、制度、歷史的思考，加速了禮樂儒學向心性儒學的過渡。此時期的文學，制誥、章表奏疏等政令文的影響更強，“古文”的影響也一時為盛；文與道、心與物之關系的考量逐步焦點化，詩歌領域中佛學諸因素的影響，則形成了對儒家“感物”詩學的強勢沖擊。在一個缺乏“確定感”的時代，中唐的詩文在風格上也呈現全新的時代特點。這些看法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有得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