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版之美 本書特色

跋：中國宋版書與文化思考
——在靜嘉堂閱讀珍稀宋版有感

宋版書的興起和繁榮，是中國歷史長河中一個時代文化傳承的一個特殊現象。當然若作一番追蹤，我國唐代末期，便有了雕版印刷的圖書，但相對比較粗糙。據目前考證，敦煌千佛洞中，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刻印出的《金剛經》佛典，是目前世界上有記載的雕版印品；它是刻在整塊木板上的版畫。從文化視角看，這與印度佛教的傳入東土，有一定的關聯。
至宋代，由于經濟的發展，隨著宮廷及上流社會對文化的重視和需要，反映了“郁郁乎文哉”重文時代的到來。其文化精神，也達到了“君汲汲于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
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于口”的境地。
從上層到民間都沉浸于這樣的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的大環境中，對圖書的需求量，突飛猛進，同時，與之配合的刻書業，有機會得以發展。
雕版印刷術的提高，也加快了圖書印刷的速度，使古代印刷書籍，無論在數量、質量上，都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潮。一如楊東莼先生所說，當經濟發生轉變，生活方式同時會轉變，其文化精神與適應社會的需求也發生變化。宋代雕版刻書業之興盛，總的是離不開經濟基礎的發展。（《中國文化史大綱》，江蘇文藝2011年版）
宋代崇文風氣之盛，與歷代相比，可謂空前絕后。特別在一些經濟發達區域，如浙江的杭州、湖州，福建的建陽，四川的眉山等。故朱熹曾說：“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凡文化發達的地方，大都成了刻書的中心。
當時，公私刻書業，有監司、州學、書院、家塾、坊肆等，范圍廣泛，富有特色。由于互相競爭，使各種類型的宋版圖書，都有印刷精美、裝飾考究、內容豐富、流傳甚廣的特點。如若用現代話說，在中國歷代圖書排行榜上，可謂名列**。跋：中國宋版書與文化思考 ——在靜嘉堂閱讀珍稀宋版有感 宋版書的興起和繁榮，是中國歷史長河中一個時代文化傳承的一個特殊現象。當然若作一番追蹤，我國唐代末期，便有了雕版印刷的圖書，但相對比較粗糙。據目前考證，敦煌千佛洞中，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刻印出的《金剛經》佛典，是目前世界上有記載的雕版印品；它是刻在整塊木板上的版畫。從文化視角看，這與印度佛教的傳入東土，有一定的關聯。 至宋代，由于經濟的發展，隨著宮廷及上流社會對文化的重視和需要，反映了“郁郁乎文哉”重文時代的到來。其文化精神，也達到了“君汲汲于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 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于口”的境地。 從上層到民間都沉浸于這樣的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的大環境中，對圖書的需求量，突飛猛進，同時，與之配合的刻書業，有機會得以發展。 雕版印刷術的提高，也加快了圖書印刷的速度，使古代印刷書籍，無論在數量、質量上，都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潮。一如楊東莼先生所說，當經濟發生轉變，生活方式同時會轉變，其文化精神與適應社會的需求也發生變化。宋代雕版刻書業之興盛，總的是離不開經濟基礎的發展。（《中國文化史大綱》，江蘇文藝2011年版） 宋代崇文風氣之盛，與歷代相比，可謂空前絕后。特別在一些經濟發達區域，如浙江的杭州、湖州，福建的建陽，四川的眉山等。故朱熹曾說：“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凡文化發達的地方，大都成了刻書的中心。 當時，公私刻書業，有監司、州學、書院、家塾、坊肆等，范圍廣泛，富有特色。由于互相競爭，使各種類型的宋版圖書，都有印刷精美、裝飾考究、內容豐富、流傳甚廣的特點。如若用現代話說，在中國歷代圖書排行榜上，可謂名列**。 整個宋代，從北宋至南宋，長達三百多年統治時間。北宋時，*大的城市汴京，經濟繁榮，城市人口已逾百萬，號稱“八方爭湊，萬國咸通”；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這從一幅《清明上河圖》，即可看到城內的民生之景象——“彩樓相對，繡旗相招，掩翳天日”“舉目則皆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兢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而號稱“東南形勝，三吳都會”的杭州，也同樣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相豪奢”。 趙宋政權南遷后，無論建康，或杭州，雖行政區域已減少，但其繁榮景象，依然呈現“視京師其過十倍”，一派風光。此外，各地的中小城鎮，紛然興起，建康“羅綺一城，富六朝之風物；弦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漢陽一地“沿江數萬家、廣用甚勝，列肆如節”。揚州、鄂州、成都等，也都是興盛一時之地。當你有機會閱讀宋版書，如《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展現在你的眼前，均可有繁華美景，可讓你不舍與感嘆。 *近由江蘇鳳凰出版集團，以2.162億元人民幣，競得“過云樓”一部宋版《錦繡萬花谷》，創下中國古籍善本拍賣的*高紀錄。而此書正是由南宋杭州刻印的，其反映宋代社會民眾的生活面貌，既有文化層面的內涵，又有世俗生活的呈現。反映了這一時代的風俗民情、物質生活，把形而上的思想，用形而下的具體日常來反映，呈現出宋代社會群體的“日常便是道”的生活現象。美術史家、中國美院教授范景中，特戴上白手套，輕輕翻動書頁，頗為感慨地說：“在這部《錦繡萬花谷》中，作者引經據典，引用了包括《莊子》在內多部書籍的內容。有很多被借鑒的書，如今已經散佚良久，只剩殘頁。”“《夢溪筆談》被作者引用了很多次，其中有十三條，是現在《夢溪筆談》中看不到的。”范景中還說，“在這部類書中，我們還可以對古人的宇宙觀和知識結構，有所窺探。” 這些繁華的城市，也是圖書的薈萃之地，同時成了宋朝各地的文化中心。大大小小的城鎮行政區域內，除政府興辦的文化機構外，還有文人社團，如《都城紀勝》所記，“西湖詩社”，“乃行都士大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成了人民生活的一種文化現象。城市文化中心的形成，為宋代刻書業的發展，從北宋延續之文化傳承，創造了有利條件。圖籍的生產和流通，在濃厚文化風氣下，宋人對圖書似乎生發出一種神圣而虔誠的感情。 惜兩宋以后，由于戰亂兵燹，水火天災，沒有能使其繼承與發展，而逐漸地使宋版書籍的保存量遂隨年月而減少，以致使求藏者，來之不易，求之不得。 至明代時，學者王世貞，喜藏書，其書樓名為“九友齋”，專用以收藏宋版、善本書。他為求一部宋刻的《兩漢書》，竟只能出高代價，拿出一個大花園而方能換得這一部宋版書。明末崇禎年間，著名的藏書家毛晉，曾在門前掛出了一個搜求宋版書的啟事，上書：“有以宋葉本（宋版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兩頁為一葉）酬錢，每葉出三百（錢）。”從這便可窺宋版書，從宋至明，已流傳不多，藏書家已將其作為罕見的文物來收藏了。 然而，到了元、明、清的時代，再也制作不了具有學術豐富、思想廣博、藝術精致的具有“大美精神”的宋版書了。而到了清末，朝廷衰弱，大量宋版書，也只能隨船而去，舊藏別來無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