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區域協同邁向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共同體的路徑研究 節選

第1章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面臨的國內外形勢 1.1 全球環境深刻調整導致創新與產業發展不確定性增強 1.1.1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加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 隨著20世紀全球化浪潮的開啟，全球產業整體在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普遍發生著梯度轉移的現象。在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之后，全球產業的供應鏈愈發復雜，供應鏈的層級也不斷增加。伴隨著供應鏈螺旋上升式的發展，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形成了日益復雜的供應鏈體系。另外，隨著全球供應鏈的復雜度越來越高，供應鏈上的節點越來越多，全球供應鏈也從單一的金字塔模式，逐漸轉變為復雜的網狀結構。特別是現如今各個國家作為供應商和消費市場的界限愈發模糊，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相互交織，在提高了經濟效率的同時也使得全球供應鏈存在著不可預測的脆弱性。換句話說，在如此復雜的供應鏈網絡中，鏈條上的任何一環斷裂時，其上游和下游的供應商與消費者都不可避免地會被波及，尤其是在維持網絡穩定上發揮著至關重要作用的關鍵節點突然抽離將會對整個全球供應鏈和世界經濟產生嚴重沖擊。 2020年，一場波及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對大量全球產業鏈中的關鍵節點造成巨大影響，在對全球供應鏈穩定性提出巨大挑戰的同時，也進一步加速了全球產業轉移與供應鏈從分散向集中布局的調整。在這一背景下，全球供應鏈的構建相較于之前開始出現了以下新特點。**，全球供應鏈的構建開始從成本導向轉向成本與風險并舉導向。建立供應鏈時成本不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大量企業開始嘗試建立一整套的風險緩釋戰略。第二，全球供應鏈布局開始從全球布局加速轉向區域布局。全球生產鏈將向更集中、更地區化的供應鏈發展，以此提升供應鏈的系統性能力，以便更好地對沖風險。第三，全球供應鏈數字化進程開始加快。在全球供應鏈體系出現重大風險的情況下，數字化可以更為高效地幫助跨國企業及時調整供應商，以應對風險。 當前，全球制造業特別是高科技先進制造業出現回流的趨勢，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本土化的跡象日益明顯，而仍未緩解的新冠肺炎疫情更為全球商品和物資的流通帶來了更高的成本和種種限制。大灣區內工業門類齊全、產業鏈供應鏈完整，內地和港澳分別具備獨*優勢，能夠形成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樞紐和展示窗口。但是與此同時，大灣區也成為美國重點打擊對象，從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的中國實體首要注冊地址的地理分布來看，北京和廣東*為集中和突出，也有大批注冊于香港的高科技企業被列入美方實體清單。因此，大灣區的建設發展與我國新形勢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緊密相關。 1.1.2 中美矛盾上升對大灣區科技創新構成重大挑戰 美國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執政政策表明，美國精英階層已經達成一致，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舉全國之力圍堵中國。科技創新儼然已成為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重要戰場，從2018年制裁中興，到2019年開始打壓華為，再到2021年美國參議院通過所謂的《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這意味著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中美技術脫鉤都是大灣區科技創新持續面臨的外部環境，美國研發、中國制造的技術和產業分工體系將繼續裂變。此外，拜登政府不斷試圖打造基于所謂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科技聯盟”，聯手西方盟友對華進行科技遏制。美國已經將與中國的科技創新之間的競爭進一步延伸到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核心價值觀等方面，不斷加強對中國的科技圍堵。 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科技創新活動的政治化氛圍愈發突出，科技創新意識形態化和“選邊站”等行為嚴重干擾和影響了全球科技創新領域的正常合作，并會對我國及大灣區未來科技創新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科技創新領域之所以正在成為中美乃至全球戰略競爭的本質性問題，其主要原因在于當今世界科技創新能力愈發成為體現國家發展能力以及國家制度乃至價值觀體系優勢的決定性因素。當前，中國逐步全面崛起的自主創新能力體系以及背后隱含的舉國體制優勢已經引起美國從精英階層到多數普通民眾的各個階層的警覺和巨大壓力感，極大地動搖了美國人對自身國家制度體制和價值觀體系的信心與優勢感，并激發了美國對中國的制度體系的全面敵視情緒。從中長期來看，中美未來戰略競爭和博弈的重點，必將持續體現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全面競爭，包括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和利用、國家產業政策體系、國有企業部門（出于擔心中國特色的新型舉國體制）、全球創新鏈和價值鏈主導權等方面的問題。隨著國際科技戰愈演愈烈，我國及粵港澳大灣區實現關鍵技術突破、完成原始創新、加強科技自主自立自強、推動新興產業高質量發展變得尤為迫切和關鍵。 1.1.3 政策規制趨緊對創新與產業發展提出新要求 科技創新在為社會發展以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重大變革的同時，也伴隨著全新的社會治理和社會倫理問題。通常來說，各國政府在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之初并不施加過多的限制和干涉，而是任由其自由發展，典型代表如美國和中國的互聯網行業，然而隨著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的日漸成熟，其暴露出的社會影響和倫理問題也在受到各國政府的持續關注。就美國而言，美國政府在2019年6月針對世界知名的四大高科技企業，蘋果、谷歌、亞馬遜、Facebook正式展開反壟斷調查。其中蘋果公司涉嫌以其控制的IOS操作系統對在其上運行的應用程序非法征收所謂的蘋果稅；谷歌則涉嫌依靠其在搜索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控制互聯網廣告并以此惡意打擊競爭對手；亞馬遜被質疑通過推薦算法和用戶數據打壓第三方賣家，推廣自營品牌；而Facebook對Instagram、WhatsApp等企業的收購則被認為是對社交媒體的壟斷。從中不難發現，盡管這些高科技公司通過技術創新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但其利用自身科技優勢對個人信息的侵犯和對數據的濫用也對社會造成了巨大負面影響，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正在通過收緊相關政策以及完善法律法規等方式來應對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除美國之外，中國和其他國家及地區在享受科技創新發展紅利的同時，也關注到了技術創新對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例如，2021年一篇北大博士的畢業論文就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論，其通過實際體驗外賣騎手生活的方式，深度總結了高科技企業是如何通過數據和算法來精準控制外賣騎手的勞動使企業的利益*大化，并且如何利用技術來規避原本屬于企業應該承擔的責任。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也開始著手通過相關政策制定和啟動反壟斷調查程序來針對性地改善相關科技行業的發展環境。2021年4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依法對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國境內網絡零售平臺服務市場實施“二選一”壟斷行為做出182.28億元的行政處罰①。除此之外，我國在教育培訓、網絡游戲等領域的嚴監管政策也為相關行業發展帶來重大影響。粵港澳大灣區是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前沿，也*直接地面臨著政策監管趨嚴的發展形勢，如何更加合規發展，處理好企業利益與公共政策和公眾利益的要求，是新興產業進一步發展壯大的前提和必然要求。 1.2 國家新發展戰略凸顯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使命 1.2.1 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大灣區發揮“橋頭堡”作用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②。粵港澳大灣區具備打造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橋頭堡”的良好基礎。粵港澳大灣區人口基數龐大、內需潛力廣闊、產業鏈條完整、基礎設施完備、政策空間充足，是我國經濟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結合與對接區，其開放經濟結構可有效降低內外對接的制度性摩擦成本。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能夠梯度帶動中國區域發展，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內外雙循環互促發展，迎接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新挑戰。 粵港澳大灣區具備產業鏈升級和強化國內大循環的獨*優勢。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點在于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發展好粵港澳大灣區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方面的領先優勢，不僅有利于保持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開放性與創新力，也有利于保障極端情況下國內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運行，穩定國內大循環。 粵港澳大灣區具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區域協同發展的內在需求。后疫情時代，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等重大區域在全國經濟中的占比將進一步上升，但重大區域內部仍然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發展不平衡現象，內部結構問題突出。在新發展格局下，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將成為雙循環體系的重要節點樞紐，而且將通過產業鏈轉移、升級、重構等方式更好、更快地實現內部均衡發展。 1.2.2 科技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全局性作用凸顯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變，提高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的緊迫性凸顯。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 科技創新肩負著國家生存發展、民族崛起振興的使命，是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科技創新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科技創新能夠改變資源組合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放大生產要素效用。科技創新能培育新興產業，建立起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等新優勢，提高產業和產品競爭力。科技創新有助于實現產業升級，推動經濟綠色和可持續發展，通過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創新成果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創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之舉。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主動地位的關鍵。只有進一步夯實創新基礎，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加快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現代化水平，才能實現更多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為國內大循環注入強勁活力。只有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才能把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1.2.3 “雙碳”戰略加速大灣區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 “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簡稱“雙碳”），是我國提出的兩個階段碳減排奮斗目標。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我國正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化石能源消耗量不斷增長，未來一個階段內二氧化碳排放勢必繼續增長。在大量使用化石能源且能源消耗不斷增長的前提下，實現“碳達峰”必須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實行全民總動員節能減排。而要想實現“碳中和”，還要著力開辟新的清潔能源。這一極具挑戰性的目標，唯有通過減少能耗和提高效率來實現，歸根到底離不開科技創新這一根本動力。實現“雙碳”目標，不僅意味著顛覆性的能源革命，同時也要求進行科技革命和經濟轉型。 縱觀人類歷史，能源革命和工業革命一直交互進行。能源革命和工業革命根本上依賴于科技革命，科技創新是支撐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基礎。要實現“雙碳”目標，已有的技術體系仍有很大困難。不僅需要突破各領域眾多關鍵技術，更需要破除各能源種類及各能源相關行業之間的壁壘，跨領域突破關鍵瓶頸及核心技術。因此，跨領域系統化布局雙碳科技創新不僅是發展的要求，也有巨大的空間，必將帶來巨大的發展驅動力，并改善總體的節能減排效果。 作為中國開放程度*高、經濟活力*強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有必要也有條件在實現“雙碳”戰略目標方面先行示范，做好經濟與綠色發展深度融合的區域典范。大灣區在探索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路徑上，具有較好的產業基礎和實踐經驗。無論是基礎研究、行業標準制定，還是對全球市場的引領，都有較強優勢。大灣區應充分發揮這些基礎性的優勢，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向中高端躍遷，推動單位GDP能源強度大幅降低、清潔能源比例明顯提高、能源價格成本持續降低，實現全國“碳達峰”“碳中和”示范引領。 1.3 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