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實地勘查了散在世界各地的數百門明清紅夷大炮，并結合龐雜的史料記述，嘗試勾勒出這些西式火器的“文化傳記”，重現其在中國兩百多年間的演變過程和多樣性。
紅夷大炮的操作與鑄造技術，是近代東方大陸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的課。書中首先探索十七世紀初自閩粵沿海歐洲沉船上打撈的大炮，如何在天主教徒的努力下進入遼東戰場，并在薩爾滸之役(1619)重創努爾哈赤。皇太極又如何起用降順的漢人鑄炮、操炮，并以漢人炮兵與滿蒙步騎兵協同作戰的很好戰術，迅速在中原攻城略地。此事不僅在中國引發了一場軍事革命，更使清朝建立起亞洲*強大的“帝國”。
明清兩朝所先后發展出的鐵心銅體紅夷大炮，不僅比銅炮更輕更省，且大幅強化了炮管的抗膛壓能力，其品質曾在世界居靠前地位。然而，即使是此獨特的復合金屬制法，在清朝定鼎之后的長期平和狀態中也遭到遺忘，十九世紀時遂無力面對列強新一代火器的挑戰……

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 前言

人生有些道路往往是事前完全無法預料的。我年輕的時候癡心想得諾貝爾獎，要當世界一流的理論物理學家，要解決連愛因斯坦都沒能解決的統一場論（unified field theory），所以跟隨留學潮于1979年到了世界十大名校之一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些現實狀況讓我很快體會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年后我就決定轉換跑道至從小著迷的天文學。當時我的研究還算不錯，在《自然》（Nature）和《科學》（Science）等一流期刊上都曾發表過論文，并于全美的微波射電天文臺（millimeter-wave radio observatory）擔任博士后研究員。1987年我在通過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創院院長李亦園院士的面試后，毅然送掉了所有物理和天文的書籍離開美國，改行進入母校剛成立的歷史研究所。報到后，所里才告知我不是長聘教師，得經兩年試用之后再決定是否可留任。如果事前知道，我應該不敢受聘，而會以兩岸代射電天文學家的身份留在科學界打拼，那將是另一種全然不同的學術生涯。

回臺的個學期，我不被允許開課，因為有老師認為我沒有文科學位，所以無資格教此專業。當時內心的確很難過，但換成另一種思維，工資照領，我每天都徜徉在新竹和臺北的幾間大圖書館中，努力建立自己的知識地圖，那個學期或許是我一生中既痛苦卻又成長快的時刻。

我很幸運，轉行一開始就碰到所謂的 “逆增上緣”，讓我必須拿出的努力并激發出所有潛力來面對生存挑戰。1991年我成為臺灣學界位以科學史的研究成果升等為正教授之人，2006年我更僥幸獲得“中研院”文科院士的桂冠，但這段努力存活并蹈厲奮發的過程，也令我因此錯過兩個女兒成長過程不少的重要時光。而每每一激動就想轉行的我，在這段期間其實還遭逢一些生命分岔，我曾入列校內天文研究所以及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創辦時的教授名單，也曾帶領一群年輕人設立了當時華文世界的網絡虛擬博物館——清蔚園，甚至成立過網絡公司。有段時間，更差點離開學術圈，轉去擔任一座科學類博物館的館長，亦嘗受邀去參選一所藝術類大學的校長，還起念想編寫一個明清之際史詩型電影的劇本，拍部有機會能感人肺腑的電影……

如果人生能重走一遍，我喜歡的應該還是做一名歷史學家，因為在這領域我真正體會到安身立命的感覺，我對自己的研究題材也始終懷抱熱情，雖然從世俗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投資回報率極低的行業。

我進入文史學界后，學術生涯中所遭遇比較大的問題，是因成長過程全靠自己摸索，欠缺師長的明燈指引，故在科學家思考模式的強烈影響之下，一直以發表論文為主要研究目標，未能積極撰寫專書。此一心態直到2005年出版《兩頭蛇：明末清初的代天主教徒》后才有了重大改變，然因新切入的紅學領域仍頗需全力投入，故始終無法抽出精力對早年的研究成果進行整理。此書的成形要歸功于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小友鄒近先生，沒有他的主動積極，不可能從這一堆單篇論文中編整出目前的面貌。此外，沒有諍友中國人民大學張瑞龍老師的熱情校稿與意見提供，我也會缺少付梓的勇氣。

但是我也必須承認自己已長時間不曾關注此領域，編纂此書時真有點近鄉情怯的感覺，因這將是我在軍事史范疇的本書，也應該會是的一本，尤其知道我已不再有多余心力可將這些一二十年前鉆研過的議題，在大數據的新環境下以理想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然而在爬梳近年學界相關研究的過程中，既高興見到一代新銳（如鄭誠、尹曉東、劉鴻亮、張建、周維強、常修銘諸博士）的新作，因可借以補充先前論述的不足，也慶幸自己早先的研究尚無須做較大程度的修訂。

此書原本構思的名字是 “三頭獸：引發明清軍事革命的紅夷大炮”，以呼應筆者先前出版的《兩頭蛇：明末清初的代天主教徒》（2005）及《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2014）的書名，但后還是選擇了較簡短直接的 “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在此，“紅夷大炮”主要指的是歐洲所發展出的前裝滑膛加農炮。而 “三頭獸”則謂1553年在意大利阿雷佐（Arezzo）城挖掘出的著名銅雕基邁拉（Chimaera），其主體是一只會噴火的三頭怪獸，獸身的前半部有獅以及山羊的頭，獸尾則是一條蛇，正用嘴逗弄山羊的右角。該銅雕現藏佛羅倫薩的考古博物館（Archeological Museum in Firenze），風格屬公元前五世紀左右的托斯卡納藝術（Etruscan Art），為意大利本土、希臘和東方元素的混合體。在基邁拉出土的前一年，很巧合地，利瑪竇誕生于約180千米以東的馬切拉塔（Macerata）城，他或許是入華耶穌會士甚至意大利人在中國知名度的歷史人物，更是中外交流史上的時代巨人。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們，選擇天文歷算和紅夷大炮作為吸引明朝統治階層重視的媒介，但后兩者卻都淪為清朝所用。

由于欽天監每年所編制的歷日中訂有朔閏與節候的時間，而此一關乎日用民生的紀日標準，是治理一個大一統帝國所不可或缺的，故中國歷代對頒歷一事均甚為看重，并將其升華成擁有統治權的具體表征，此事所含蘊之“奉正朔”或“頒正朔”的政治意義，在朝代更替之際尤其明顯。至于原先被明軍視為足以對抗八旗精銳步騎的紅夷大炮，后卻因緣際會倒轉成為清軍摧毀中國傳統城池結構之利器，讓清朝得以在很短時間入主中原。本書即嘗試梳理在薩非（Safavid）、莫臥兒（Mughal；或譯作蒙兀兒）以及日本之后，清朝如何于十七世紀轉變成亞洲強大“火藥帝國”（gunpowder empire），又為何在十九世紀時無力面對列強的侵略。

十六世紀是歐洲文明所開創“大航海時代” 的起點，他們以堅船利炮為后盾，像海嘯般一波波地強烈沖擊包括亞洲在內緊鄰大洋的各個國家，不僅在四處點狀地建置商港和堡壘，更開始進行面狀的殖民擴張。葡萄牙首先于1510年在印度西岸的臥亞（Goa；今譯果阿）建立根據地，并將勢力范圍陸續延伸至印度次大陸的濱海地區、東南亞盛產香料的島嶼以及中國沿海的澳門。西班牙則于1571年入據菲律賓群島的馬尼拉，與其在美洲的殖民地相互呼應。1580年起，葡萄牙王位由擁有優先繼承權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兼領，此一信奉天主教的西、葡聯合王國，雖然內部矛盾不斷，但至少表面上形成了海上強權，教廷的傳教士在其保護與支持之下，也積極至亞洲各地宣教。

但隨著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征英的慘敗，西、葡兩國在亞洲所擁有的優勢，開始遭到歐洲新教國家的挑戰。1581年宣布脫離西班牙統治的荷蘭，在1600年派船航抵日本，兩年之后更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而1600年創建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在爪哇島上的萬丹（Bantam）建立據點，往來歐洲、東南亞和日本進行貿易。荷、英兩國透過東印度公司的設置，整合國家與民間的軍事以及經濟力量，將其觸角強而有力地伸入亞洲，它們不僅相互掠奪，也不斷與西、葡發生激烈沖突。從印度洋、南中國海、中國東南沿海以迄日本南端的九州島海域，歐洲強權的戰艦與商船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海戰，整個亞洲幾乎只剩下一些內陸地區還未明顯感受到西潮的沖擊。

大明帝國末期主要的威脅，乃來自陸上精于騎射的北方少數民族以及內部的民變，在連亙二三十年的軍事沖突中，對火器的倚重益發明顯，不僅外來的火繩銃（又名鳥銃，十六世紀中葉即已傳入）逐漸加入個人用火器的行列，且自天啟元年起，曾數度將西方鑄造的紅夷大炮解京運用，這些炮大多打撈自廣東沿海的歐洲沉船，威力遠超過中國軍隊長期所使用的佛郎機銃、將軍炮、滅虜炮或虎蹲炮等。火炮的操作與鑄造技術，因此成為近代東方大陸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學習的課，并在戰場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當歐洲文明于十六世紀開始張開大帆邁向海洋時，他們所掌握的優越航海技術和所具備的旺盛探險精神，令鄰近大洋的其他文明均不再可能閉關自守，而那些商船和戰艦上的先進大炮，更是他們擴張海權的利器，并成為幾乎每一個東方國家的夢魘。鄭和以后的大明帝國對于海洋的關注度一向不高，甚至還曾采取海禁政策，但在大航海時代中，卻也無法阻攔已經沖擊到中國沿岸的西潮。而東西方接觸后所衍生的龐大經濟利益，不僅令歐洲這些海權國家積極開創或爭奪這一廣大市場，更吸引了閩粵人士開始發展私人海上貿易。

本書即從十七世紀全世界規模的會戰之一薩爾滸之役（1619）出發，探索金國如何以其訓練精良的弓箭手，搭配雷霆萬鈞的鐵騎，大敗過度迷信傳統火器的明軍。而戰敗的明軍又如何在南洋地區閩籍工匠的協助下，積極仿鑄歐洲前膛裝填式的“呂宋大銅炮”，惟因品質遠遜，結果未能在稍后的沈遼之役（1621）力挽狂瀾。而澳門地方也因自身的防衛吃緊，且其鑄炮工業尚在起步階段，又不愿將其賴以生存的高階武器提供外人，以致無法滿足明廷的迫切需求。在此狀況之下，廣東沿岸的歐洲沉船遂因緣際會地成為西炮的供應來源。天啟年間，先后共有來自三艘沉船的四十二門大炮因此被打撈并解運至北京。這幾艘遠渡大洋卻沉沒在東方大陸邊緣的歐洲帆船，均是在相互劫掠或運送貨物的過程中遭逢意外（暴風雨或觸礁等），亦即，在這中西次大規模接觸的時代里，沉船還不是雙方軍事沖突的結果。這些撈得的先進火器，雖然只是當時歐洲擴張在世界各地所衍生出的一小段插曲，卻直接或間接催化了中國軍隊所用武器的重大變革，不僅因此改變了中國戰場上的攻守形態，甚至進而在明清鼎革的大動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接著，徐光啟、孫元化等官員更努力引進西方炮學，還招募澳門的葡萄牙銃師至山東訓練部隊，進行了一場由天主教相關人士主導的軍事事務革命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不幸的是，這支全中國戰力強、裝備好且受澳門來的葡萄牙軍事顧問團直接訓練的炮隊，卻在崇禎四年的吳橋兵變中，隨同孔有德、耿仲明（原均為登萊巡撫孫元化的屬下，皇太極特封二人為王）降金，致使后金軍事實力大幅提升，成為其后來攻城略地、入主中原的關鍵之一。

皇太極因先前在寧遠、錦州等役的失利，深刻認識到紅夷大炮的長項，遂積極起用降順的漢人鑄炮、操炮，甚至創建了八旗漢軍，并開創出以漢人炮兵與滿蒙步騎兵協同作戰的卓越戰術。滿洲政權經由這場軍事革命因此得以統治中國兩百多年。書中嘗試將皇太極應有的令名搬上世界軍事史的舞臺，以與恰處于同一時代而被譽為“近代戰爭之父”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東西輝映。

后筆者將以十七世紀在中國所發展出的獨特復合金屬炮為例，探索明人如何在與清軍長年交戰的過程中，融入南方較發達的鑄鐵工藝以及北方已有逾百年傳統的鐵心銅體佛郎機子銃制法，造出品質絕佳的鐵心銅體“定遼大將軍”炮。稍后，清朝也利用投降漢人工匠成功量產出結構類似的“神威大將軍”炮。這些復合金屬炮比銅炮更輕更省，且可強化炮管的抗膛壓能力，其品質在世界應居領先地位。然而，此一先進制法卻在清朝定鼎之后長期的平和狀態中遭到遺忘。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被迫大量造炮以備戰的清廷，雖重新采用復合金屬技法鑄炮，卻已無能面對西方列強所采用卡龍炮（carronade）以及后裝線膛炮（breech-loading rifled cannon）等新一代火器的挑戰，天朝終于在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等戰敗的恥辱中崩潰。

這本火炮史的專書大致總結了筆者所進行的相關研究，雖對紅夷大炮的傳華史事、仿鑄與演進、瞄準與操作等課題，均有不少開創性的勞績，也觸及這種新型武器在一些重要戰役中所曾發揮的影響，但因過程中常處于獨學而無友的狀態，且到底受限于個人的能力與學養，以致研究的涵蓋面與深入度均尚欠完備，但對未來治明清軍事史的學者而言，或仍可提供一相互切磋或攻錯的基石。

慚愧！由于我轉換跑道太過頻繁（內子笑我一定偷學過川劇變臉），且早期又缺乏較好的學術生涯規劃，以致十年前因亟于探索文科在大數據時代所可能面臨的新機遇，遂轉進遭逢重大發展瓶頸的紅學領域，選擇成為火炮史研究的逃兵（小友張建每次相逢都調侃我該早日迷途知返）。期盼有興趣的學界新銳們，能在大數據的新研究環境之下，并肩挑起開辟此課題新沃野的重責。

2020年10月定稿于新竹南莊二寄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