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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雙相”——災害與歷史的纏繞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28422
- 條形碼：9787559828422 ; 978-7-5598-2842-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文明的“雙相”——災害與歷史的纏繞 本書特色
只有自覺地學會與病毒共存，與不確定性共處，向災害學習，才有可能摸索出一條人類可持續生存與發展的正道。我們終將明白，在這個世界上唯yi能夠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任何確定性的狀態都將是人類適應不確定性而構造的結果，而且總是處在充滿不確定性的變化過程之中。 書摘：1931年長江大水災，蔣介石忙著圍剿紅軍。有人在報紙上批評他，蔣于是乘軍艦從江西到武漢轉了一圈。武漢瘟疫叢生，蔣介石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幾位大員只好坐小船，跑到軍艦上去匯報。 從蔣介石面對長江巨浸時那種“此乃天然災浸，非人力所能為”的別有用心和無可奈何，到1954年中國共產黨人動員全中國人民的力量抗擊洪流，并成功地實施荊江分洪，保住了武漢三鎮，我們已經感受到了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災害、死亡、不確定性，與其說是歷史的偶然，不如說就是歷史的本身；與其說是歷史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還不如說是激蕩歷史大潮的偉力。它看起來是人類歷史的非常態，實際則是自然或社會生態的常態化內在構造之特殊顯現而已。
文明的“雙相”——災害與歷史的纏繞 內容簡介
本書稿即為作者關于自然災害、救荒、生態環境與中國歷史發展關系的思考, 其有助于一般讀者大眾了解中國歷史上的災害和生態環境。書稿的主題有“把不確定性帶入歷史”“抹不掉的記憶”“山水之間”“救荒活民”等。在神州大地的山水之間, 救荒活民在歷代上演, 自然災害往往成為歷史發展的不確定因素, 也鑄就了歷史上一系列抹不掉的記憶。書稿既有學術的深度, 同時又以通俗的論述將讀者帶入歷史上生態環境中去。
文明的“雙相”——災害與歷史的纏繞 目錄
前言 文明的“雙相”
專題一 把不確定性帶入歷史
自然災害與近代中國
荊棘中的穿行：現代進程的生態視角
“旱魃為虐”：中國歷史上的旱災及其成因
“賣一口，救十口”：關于婦女買賣的比較研究
“水旱蝗湯，河南四荒”：歷史上農民反抗行為的饑荒動力學分析
家庭的解體與重生：歷史視野下的唐山大地震
專題二 抹不掉的印記
“在目前的近代史教科書中，對于災難的記憶被遺忘了”
從《一九四二》說起：文史資料與中國災荒史研究
文史資料：一扇透視災害歷史的記憶之窗
災難記憶與政治話語的變遷：以文史資料中的災害記述為中心
專題三 山水之間
長江流域洪水災害的歷史回顧與展望
環境史視野下的近代華北農村市場
自然與文化的雙重變奏
江淮之間：區域災害史研究的新征程
從“自然之河”走向“政治之河”
新時代的“山海經”
專題四 救荒活民
古今救災制度的差距與變遷
用歷史的眼光看待慈善
大荒政：中國救荒史的新篇章
專題五 現實的歷史之境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從災荒史研究得來的啟示
禍福相倚：淺談災害后果的利害雙重性
一根籬笆三根樁：從北京電網到“陽光經濟”
生態學視野下的“非典”問題
和而不同：多元比較中的中國災害話語及其變遷
專題六 與災害同行
李文海：為哀鴻立命
有效地耕耘這一片園地
時代呼喚更成熟的中國災荒史學
塵暴與環境史
生態史：歷史的生態學暢想
展開全部
文明的“雙相”——災害與歷史的纏繞 節選
長江，武漢；洪水，瘟疫｜國家的挑戰與應對 編者按： 本文截取夏明方教授新書《文明的“雙相”——災害與歷史的纏繞》中的有關片段，看似碎片化的時間與事件，背后卻預示著歷史與社會的走向。 片段一｜1931年長江（武漢）洪水與瘟疫 1931年，江淮流域爆發了大水災。1931年6月下旬，正當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大雨滂沱之時，身兼“淮委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卻“親蒞南昌”主持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他往返南城、南豐、廣昌等地督戰，歷時一個半月，江淮流域正是在此期間遭到了大面積的水災。 1931年8月17日，正當漢口市被大水淹沒的時候，蔣在做什么呢？當時宋美齡的母親去世，蔣跑到上海為岳母執紼去了。 8月22日，他在南京官邸接到何應欽從南昌發來的“促請赴贛督剿”的急電，當天又匆匆乘艦再赴南昌。當時，有人在《申報》上批評他，他便坐在這條戰艦上，“由蘇而皖，自贛而鄂，上下千里”地轉了一轉，算是對災區的“視察”。 8月28日，蔣跑到了漢口，9月1日發表了一封《呼吁弭亂救災》的電文。在電文中，他直接說：“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匪’，不計其他。”對于大水災的責任問題，他則認為此屬“天然災祲，非人力所能捍御”。蔣介石只顧打內戰，雖然對救災事業不是沒有一點貢獻，但確是沒有放在心上，有時甚至將天災的發生諉諸老天爺。 蔣介石到達漢口的時候，漢口正在鬧瘟疫，他待在艦上根本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官員就坐個小船上艦去給他匯報。 片段二｜1954年長江（武漢）洪水 1949年后，面貌發生了轉變。從蔣介石面對長江巨浸時那種“此乃天然災浸，非人力所能為”的別有用心和無可奈何，到1954年中國共產黨人動員全中國人民的力量抗擊洪流，并成功地實施荊江分洪，保住了武漢三鎮，我們已經感受到了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片段三｜2020年武漢疫情 中國政府在武漢疫情爆發期采取的封城行為，在海外諸多自由主義者看來似乎是典型的“國家專制主義”行為，是對人類自由天性的束縛。事實上，在歷經這場災難的局中人看來，這樣的“專制”，應該叫做“病毒專制主義”（或者廣義而言屬于“災害專制主義”）更為恰當；從當時的情形來看，如果中央政府不果斷采取自上而下的雷霆般的封禁措施，而是像早期湖北和武漢地方當局那樣顢頇、遲頓，則必定受到來自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強烈批評和質疑。西方世界后來對封禁之舉的局部仿效，在很大程度上也顯現了疫情之超越意識形態的破壞力。在此類特定的情勢之下，極端的自由放任，反而可能與人們普遍接受的人道主義漸行漸遠。 不過，要是我們把今日病毒的全球大流行都看成是病毒自身的特性所致，則肯定大謬不然。畢竟在傳染源、傳染路徑以及傳染群體之間，在疫情的起源、爆發、傳播和擴散的鏈式過程中，這一病毒，像歷史時期的其他任何病毒一樣，還是給人類留下了可以隔斷的縫隙。而中國在武漢疫情爆發后舉國抗疫的成功，足以說明人類在逆轉自然進程的方面還大有用武之地，哪怕采用的主要是古老而機械的物理隔絕法。相比于歐美等國后來的表現，這一辦法是如此的簡捷，如此的有效，以致不少海外政客對中國的抗疫成果抱持極大的懷疑態度。
文明的“雙相”——災害與歷史的纏繞 作者簡介
夏明方，1964年生，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及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人民大學生態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災荒史、環境史、生態史與社會經濟史。著有《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近世棘途：生態變遷中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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