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散居文存 節選

　　和王朔不同的是，賈平凹是文人隊伍中的一員。中國文化對他的人格、他的創作有著明顯的影響。他的作品是有文化品位的作品，他是一個有文化感的作家。在中國文化中，道與釋對他的影響是顯在的，是流露在文字中的，儒對他的影響倒是潛在的，是隱伏在內心深處的。因而內儒外道，以道人儒這種中國文人常有的文化方式也便時時從賈平凹的身上表現出來。他在超逸世外時，常常有儒家入世的沖動，當處在紛繁世事之中時，又免不了有清靜無為的想法。這兩者都是真誠的。到了《廢都》，他要描繪包括儒道釋在內的人文精神在這群文化人心中的全面崩潰，要描繪四大文化名人墮落成四大文化閑人的歷程，要描繪廢都文人心靈的一片廢墟，便不能不遭受靈魂撕裂的痛苦。這種痛苦是雙重的，既來自對原有人文精神的轟毀，又來自對時下社會風行的一些價值標準的難以認同。賈平凹似乎只有自暴自棄、自虐自殘一條路了。　　其實，描寫社會行為、社會文化、社會精神、社會情緒的邊緣化過程，一直也是賈平凹創作的一條內在貫穿線。和王朔不同的是，他關注的不是城市市民階層的邊緣化。在寫《廢都》之前，他的目光和筆力集中在山鄉山民，即文化邊緣地區的文化邊緣人群身上，《廢都》則集中寫了文化界文人的邊緣化。《廢都》之前的許多作品的人物，大多是歷史典籍不予記載或很少記載的山民百姓，是失去土地、離開了村社（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的農民、山野兵匪或山林游俠。這些“化外”之民一直處在社會潮流、歷史事件的圈外，只是自在地用自己的遠山野情敷衍著自己的人生故事。因此，此類作品喜歡寫逸出主體外，特別是主體政治文化之外的人生過程、人生意識，以及與此相關的性格命運、心態情態、民俗風習，和感應著這種人生意識的自然景觀。　　這是一種文化邊地和文化的圈外現象在創作中的表現。其中早就顯示出賈平凹不重文化人的社會責任而重人性的舒張和人生的閑適的傾向，早就包含著他對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人文精神的反抗成分。也就是說，賈平凹對典籍主流文化和碑載人文精神一直是持疏遠態度的。他懷抱一種圈外人文觀或邊地人文觀，這為他在《廢都》中正面描繪處于文化中心的文人的精神墮落進行了遠鋪墊。　　《廢都》將生活場景挪進了古都這樣的中國文化中心城市，目光集中到文化中心區、文化圈內人文精神的崩塌陷落，其實仍可看到“圈外”文化濃重的影響。也許是囿于作家的社會視野和生活積累，小說的幾位主人公并不是古都文化嫡親的傳人。他們大都來自小縣城，帶著山鄉邊地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和精神紐帶。他們所交往的一些女性和男性，不是昨天的農民，就是今天的市民，三教九流之中競沒有一個正宗的古都文人。他們始終游弋在古城主流文化圈外，經由非正統的途徑“浪”得了一點名聲。在他們心中，或隱或顯，仍然帶有王朔式的入其門而不能登其堂的淡淡的失落，當然也帶有遽爾成名的自賞自戀，因此執拗地和主流文化圈保持著距離，形成一個自我運轉的小圈子，用自在的生存方式“批判”著主流文化。在這里，“都”既是政治社區中心，也是主流文化中心，“廢都”，既指古都政治上的敗落，也指古都文化的衰竭和畸變。這樣，在比他們更為有生命力的新的經濟文化大潮來到時，比較淺的文化根基導致這些人遽爾成名后的倏忽墮落，也就有著必然性了。小農意識和小市民意識帶著“文化”“文人”的幌子，到一個新時代來沖浪，人文精神上毫無自恃力和抗疫力的弱點也就暴露無遺了。于是在作品中，迷醉和痛苦總是相伴而行。這里暴露了作家圈外人文觀的致命弱點。小說結尾，莊之蝶意淫景雪蔭以示報復，周敏將景丈夫的小腿一腳踹斷，已經是地道的王朔方式了。　　《廢都》讓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文精神在兩個層次上的崩塌。一是莊之蝶等作為文化人人格的崩塌。書中四大文化名人在精神上已經完全失語，他們對新的社會實踐、社會情緒、社會心理，不做任何人文層次的思考，失去了形而上的感應能力、開掘能力和再現能力，面對鮮活的生活和人性進程，熟視無睹。啞口無言。他們間或搞一點應酬之作，基本不從事有意義的精神勞動，自身的意義世界日漸萎縮。后來莊之蝶干脆宣布喪失寫作能力，正式退出文壇。退出文壇，不是外在的政治經濟壓力，而是心靈的死亡。哀莫大于心死.：作為文化人，這種精神喑啞癥，表明他們已經完成了邊緣化過程。二是莊之蝶等人作為普通人人格精神的崩塌。四大文化名人，以名氣來交換聲色犬馬，通過開條子、走后門、拉幫派等社會上流行的手段，易名為權，易名為利，干老百姓不屑為的坑蒙拐騙、醉生夢死的勾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