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延安 節選

　　告別上海，奔向延安　　陳明　　陳明，原名陳芝祥，江西鄱陽人。1933年在上海著名的教會學校麥倫中學就讀，是麥倫中學的學生領袖、上海中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參加了“一二·九”運動。1937年5月，陳明從上海奔赴延安，并成為抗大十三隊的黨員，不久與丁玲相識并走入婚姻殿堂。　　我和余崇懿、林瑾商量，為了萬無一失，決定走海路，先坐輪船到塘沽，然后再坐火車到北平。登船離開上海的那天，是1937年1月31日，一個晴朗的日子。我身著西裝褲和長袍，一副學生打扮。那時上海的冬天并不怎么冷。余崇懿到碼頭送行，張則孫也趕來送我，我把他埋怨了一通：“我懷著壯麗憧憬，本沒有什么離愁別緒，倒叫你勾引起來了！”他和余崇懿都一言不發，默默地看著我和林瑾，又轉眼望著遠處，望著天邊。我們緊緊地握手。汽笛一聲．小火輪緩緩離岸，四個青年戰友揮手告別。我和林瑾原來并不相識，這次旅程中，相處得非常融洽，親密無間，兩人的心情也特別好．站在甲板上，靠著船舷，望著遠去的上海灘、十六鋪碼頭，談這談那，心情像藍天碧海一般澄明。　　到塘沽下船，感到氣溫驟然下降了。為了不讓人一眼看出我們是南方來的學生，我們趕緊上街買了皮帽、圍脖和手套。　　一到北平，我們在前門大柵欄找了一家旅社住下來，就忙著打電話找人。在上海學運活動中我認識一位同濟中學的代表，名叫孫永德，后來到延安改名叫夏云，當時在北京農學院讀書。我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我剛到北平，請他盡快轉告馬寅根說陳明到北平了。第二天，馬寅根便來旅社找我。我告訴他，我和林瑾是拿著“民先”。的關系來的，問他有沒有比民先更進一步的關系。他說有。我對他說：林瑾和我都是黨員，上海黨組織讓我到北平找你，我們都要去西北。他讓我稍稍等一等，說北平黨組織正在組織一批人到太原去，幫助閻錫山辦訓練班，那里政治環境較好，什么馬列著作都可以看。實際情況是：為了抗日，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我黨要求國民黨釋放政治犯，關押在北平監獄的薄一波等同志在這個時候被釋放了。出獄后，薄一波同志按照黨的安排，接受中央指示，到山西軍閥閻錫山那里做統戰工作，訓練班就是在薄一波等同志的籌劃和主持下辦起來的。薄一波同志還改組了山西組織的犧牲救國同盟會，會員廣泛，社會影響很大。和馬寅根見面之后，我和林瑾安心在北平靜等組織的安排。　　這時，上海組織的一支婦孺慰勞團從綏遠前線勞軍（傅作義的部隊）回到北平，住在燈市口的北辰宮。呂驥、崔嵬、陳波兒，還有麥倫校長沈體蘭的妹妹沈淑都在里面。我和他們在上海相識，就去北辰宮看他們。我在那里碰見了華北學聯派來接待呂驥他們這個團的劉也夫，劉曾經去上海和我們一起參加全國學聯的籌備工作，如今再次見面，都非常高興。他問我去哪里，我告訴他要到西北去，正等候出發的指令。沒過幾天，上海組織的第二批婦孺慰勞團四女兩男到了北平，也由學聯接待。這時北平的學校都放假了，人手很少，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陪同帶領他們。劉也夫就抓到我，問我愿不愿意去綏遠一行，我當然愿意。離開上海后，竟能在北平一下子見到這么多熟人、同志，離開學校，離開家庭，猛然間競能跑到綏遠前線，不用說有多高興、多興奮了！　　我要隨慰勞團去綏遠，林瑾很不放心，怕我耽誤了去西北的時間，也擔心我到了綏遠部隊便不再回來。為了讓他放心，我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掏出來交給他，對他說：“我從綏遠回來，如果你們已經去太原，我就隨后趕去。去西北的目的。一定不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