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談往錄 內容簡介

歷史的真相可否還原？宏大敘事對于過往的呈現也會有疏漏？細致入微的察閱會否揭開不為人所知的許多方面？一個時代、民族、國家要以怎樣的心態來回應過去？是否在正視過去的同時，也將找到審視當下及未來的方向？作者說：“一個偉大的國家必須有色彩豐富的歷史記憶和滲入本能的愛國思想，不然不足以應對形形色色“分”的挑戰。我們還需要有新的想象和語言來與自己的過去對話。”

戊戌談往錄戊戌談往錄 前言

收在本集的文章，寫作跨度較長，有的是十多年之前的舊作，如《廚子于八、德國糧臺、瓦賽公案:關于腐敗的想象》發表于2006年10月8日的《南方周末》，而《致亂的金蘋果一一下落不明的川漢路余款》是上個月才寫畢的。在《南方周末》的那篇文章里，我特意講到中國商人或傳統文化中習以為常的回扣。近來經常讀到一些弘揚傳統文化的美文，個別作者往往設定，中國人使用中文，天然具備其他語言使用者不具備的能力和高尚情操。我以為我們必須進入歷史細節才能對自己所屬文化中的行為特色有所認識，魯迅絕不過時，不可不讀。本書中三篇文章(外加兩條附錄)有關四川保路運動，值得再說幾句。保路運動是武昌軍變的先聲，在較長的一段時期里，相關研究卻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后來形成的一套話語系統以及幾個抽象概念，一些重要問題(如中央政府是否應該參與并主導鐵路建設、外資是否可以利用以及商辦川路公司的財務，等等)反而被邊緣化了。我試圖從新的角度評述這場運動的性質，抉發保路宣傳背后的地方官紳利益和普通民的損失。我在1978年秋入讀復旦大學之前，做過幾年街道企業的出納，祖父又是浙江大學會計，對川路公司的賬簿產生興趣也是合乎情理的吧。

研究保路運動離不開三大冊《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匯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以下簡稱《匯纂》)，在此特向數十年如一日收集、保存這些史料的四川大學歷史系戴執禮教授(1916-2013年)致敬。“在海峽兩岸同時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際，四川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伍宗華先生在《匯纂》的序言中給保路運動定性。他寫道“令人感觸至深的，是《匯纂》輯錄無可辯駁的資料，令人信服地說明，保路運動以及為之而獻身的志士仁人當時所具有的先進性和革命性，揭示了這一運動在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國近代史上的開創功能，并以鐵血鑄成的文字頌揚了千百萬誓死捍衛路權的群眾，在推翻滿清政權的偉業中所建樹的不朽功勛。可以說，該書無異是獻給辛亥革命先驅們的一份極有價值的厚禮!”這篇序言的語調和措辭，可以暫時不論，它寫于1991年11月，當時編者已經在數年前將史料全數捐獻給來大陸開會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先生，委托該所編輯出版。當時講求經濟效益的中國大陸出版社未能認識《匯纂》的價值，實在是一大憾事。《匯纂》也收有戴執禮先生本人撰寫的序言，觀點與伍序完全一致。按照那時的標準表述，盛宣懷是“賣國奴”，在宜昌主持建造川漢路的重慶秀山人李稷勛則是盛宣懷的“走狗”果真如此嗎?

建造川漢路，確需非凡的勇氣。當年投身這一事業的人士中，我*佩服的是盛宣懷手下的郵傳部參議李稷勛。今年是戊戌年，兩個甲子之前的“成成變法”又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猛進者“破天一聲揮大斧”(譚嗣同詩)，而李稷勛這位戊戌年的殿試傳臚是踏踏實實為國效力的。與李稷勛一度共事的還有詹天佑，后者親自踏勘設計川漢路宜昌至歸州段，并出任總工程師兼會辦。詹天佑是留美幼童之一，虔誠的基督徒，他怎能料到川漢路內部的貪腐和結局?晚清新政期間廢除科舉，在新的學制下一些學工程的回國留學生獲“工科進士”稱號，詹天佑是其中之一。川籍的李稷勛和非川籍的詹天佑都是在1919年不幸去世的，那一年爆發“五四運動”。2019年，我們將以何種方式紀念上述兩位杰出人士和百年前學生的愛國之舉?《校長之憂一兼聽“五四”雜音》一文想回到當年更復雜的現場，一個處于大國博弈和國內矛盾背景下的現場。我對德先生和賽先生深深敬佩，但是又隱隱覺得激進學生暴力行為所反映的習性未必有利于民主和科學的精神在中國的發榮。這篇文章還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那時在上海會出現不利于北京中國政府的謠言?我在去年出版的《海潮大聲起木鋒》一書中一再強調，近代史研究必須關注外部勢力的干預。

北京外國語大學意大利語專業的文錚教授為本書須簽，在此謹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