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與《京報》/報人時代 內容簡介

《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國第二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甚至認為自由的報刊應該成為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起到某種制衡作用的“第四種權力”。這種“第四種權力”的出現對西方整個社會系統的運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立的立場、客觀的報道為新聞業提供了一個可以操作的判斷標準，成為通行的基本新聞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確立了報人的政治地位，也使中國新聞人萌生了做“無冕”的職業理想。邵飄萍曾說過，“夫新聞社為社會機關，在社會上有獨立之地位，且此種獨立地位，與任何，皆屬平等”，這句話說明邵飄萍對新聞傳播者的角色權利是有深刻認知的。然而，與其說他是一位在“西風漸進”的時代風云中的職業記者，莫不如說他是集報人、學者和政治家三種角色于一體，有著中國文化背景又被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影響的新聞人。
    邵飄萍曾呼吁，“吾人既為中國之從事新聞業者，決不能謂聞學之進步須坐待夫新聞業之進步。尤不能謂新聞業之進步，須坐待社會之進步而始進步也”，“新聞業之發達與社會之發達與否，兩者處于互為因果的關系”……這些都說明在邵飄萍的新聞觀中，除了“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外，他更認為新聞媒介的功效就在于對政府的監督和對社會環境的監測。因此，他主張新聞知識應列為國民普通知識之一，中學以上的學校都應開設新聞課程，大學應設立新聞系。
    他呼喚新聞自由，對反動政府對新聞自由的壓制，他堅決反抗。他甚至說：“尤有當警告該秘書長者，報紙登載失實，更正亦至平常……豈并世界新聞慣例而絲毫不知，竟動輒以警廳‘嚴切根究依法辦理’腐敗官話來相恫嚇……茍下次再有此種可憐之事，請恕忙碌，相應不理。”這是當時知識分子追求民主與自由的時代精神的反映。
    他始終以“探究事實不欺讀者”為新聞報道的靠前信條，在《京報》上自詡“本報刊載新聞向極慎重”，申明“本報不肯隨便亂來之態度”可以大白于天下；他強調報紙的指導性，反對所謂的“有聞必錄”和“趣味至上”；他的文章以議論見長，但注重用事實說話……但是，就是這樣一位有著熱烈的報國熱情和高遠志向的新聞記者，卻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堅持到底，并要用自己的生命來祭奠理想。
    中國報人的理想主義情懷，并非邵飄萍專享，準確地說，邵飄萍是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中國報人的代表。在邵飄萍生活的時代，除了謀生之外，相當多數的報人，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還是有著理想化要求的。1926年9月，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創刊的《大公報》，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這是倡導“獨立、客觀、公正”的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中國版。上世紀30年代初，胡政之曾說：“辦報要有原則，政治是靈魂，對國家社會提不出主張，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賺錢，又有什么意義？”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大公報》既堅持了理念，也賺到了足夠的錢來維持報紙的運營。和《大公報》相比，倒是那些試圖依附于某種勢力茍活，或是一味靠迎合受眾來獲取利潤的報紙，在歷目前沒有留下任何印記就銷聲匿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