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評傳 本書特色

張元濟評傳 這些論述反映出張元濟站在近代民族主義立場上對國家主權問題的重視。當時在國民意識日趨強烈之際，許多知識分子已將國家理解為民眾的公有財產，因而當外來擴張侵略趨于急迫時，民族主義的倡導者便越來越注意到國家主權的重要性。有一位美國學者曾對《清季外交史料》中“主權”二字的出現概率作過統計，指出這一名詞在1875—1894年里每一百頁僅出現一次，在1895—1899年間為2.5次，1900—1901年增加到8.8次，而在1902—1910年里，每一百頁已多達22次。②這一統計數字清楚地顯示出清末在外交上日趨重視國家主權的傾向，而《外交報》則在這方面起了領導潮流的作用。 比較而言，張元濟當時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大權尤為關注。西方列強在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時，對外擴張的要求日益膨脹，尤其暴露出想把中國變為其商品市場、原料供應地和投資場所，并進而攫取經濟大權的野心。國人在世紀之交對這一情形已有所覺悟，如梁啟超在1899年發表的《瓜分危言》一文中，將外國列強在中國的擴張區分為“有形之瓜分”與“無形之瓜分”。前者是指侵占國土疆域，后者則表現為攫奪路礦開筑、內河航運、海關稅務諸方面的經濟權利，它比有形的瓜分具有更大的掠奪性和危害性。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下去后，在一片“黃禍論”的叫囂聲中，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野心更加急迫。《辛丑條約》尚在談判之中，日本輿論已在叫嚷要充當“東洋英國”，在中國擴張經濟勢力，“我輩深望早定和平之局，倘或和議告成，則于中國內地開鐵路、置電線、掘礦山、墾荒畝，茫茫四百余州，將變而為黃金世界，日本之百工業亦勃然而興，庶不愧為東洋英國乎”①。張元濟對列強擴張的經濟取向持有高度警惕性，并且已經注意到中國所處的世界已成為經濟實力的大競技場，因而明確主張要以“文明排外”之名，行“挽回利權”之實。他稱這是國人應盡的“義務”和“天責”，并積極投身于維護鐵路權利的斗爭之中，用親身行動為“文明排外”論提供清楚的釋義和例證。 鐵路是馬克思稱之為物質生產第四部門（僅次于采掘、加工工業和農業）的主要構成部分，在一個國家的生產和分配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不言而喻。因而外國殖民主義者來到中國后，幾乎無一例外地蓄意攫取筑路權，使鐵路成為其割據中國領土的雙刃剪刀，或吮吸中國人膏血的管道。張元濟自戊戌年以后，已逐漸認識到鐵路國有化在振興實業和發展民族經濟方面的關鍵作用，對外國列強的染指企圖深懷戒心，他斷言：“外人今日斷不能瓜分我國，事機之熟，其必在二三十年后鐵路大通之時。”② 當清政府在1903年頒布鐵路簡明章程，允許民間集資筑路后，德國商人欲勾結浙江一批紈绔子弟合資鋪筑墅浦鐵路。張元濟聞訊后，“不忍目睹桑梓之邦淪于虎狼之德”③，遂多方運動，設法阻止清政府批準施行。他明確表示：“鐵路非不可辦，而在我國是彷徨、內力萎縮之中國，則不可辦；而民智未到、物產有限之浙西，尤不可辦。洋股非不可合，而在我主權日削、外力增進之中國，則不可合；而強權自逞、凌厲無前之德人，尤不可合。”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