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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涵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0203553
- 條形碼：9787300203553 ; 978-7-300-20355-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高一涵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本書特色
本書主要收錄民國時期高一涵發表在各種期刊、報紙上的政論文章和時評，尤其側重其作為思想家與學者流傳于世的相關文字，其中有約一半內容是初次結集。格于體例和限于篇幅，學術著作、詩集、書信和其從政期間撰寫的大量政府公文未予收錄。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夠推動目前仍相對滯后的高一涵研究。
高一涵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收錄民國時期高一涵發表在各種期刊、報紙上的政論文章和時評，尤其側重其作為思想家與學者流傳于世的相關文字，其中有約一半內容是初次結集。格于體例和限于篇幅，學術著作、詩集、書信和其從政期間撰寫的大量政府公文未予收錄。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夠推動目前仍相對滯后的高一涵研究。
高一涵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目錄
導言
民國之禰衡（1914年7月10日）
民福（1914年11月10日）
宗教問題（1914年11月10日）
章太炎自性及與學術人心之關系（1915年5月10日）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1915年9月15日、10月15日、
11月15日)
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1915年10月15日）
民約與邦本（1915年11月15日）
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1915年12月15日）
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1915年12月15日）
自治與自由（1916年1月15日）
國本（1916年5月15日）
共和（1916年5月15日）
程度與民政（1916年5月15日）
樂利主義與人生（1916年9月1日）
理想與事實（1916年9月16日）
省權與省長（1916年12月20日）
省制問題解決法芻議（1916年12月20日）
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1917年1月1日)
主權所在之疑問（1917年2月3日）
平分政權（1917年2月5日）
外交管見（1917年2月10日）
議員兼任國務員問題（1917年2月17日）
忠告國民、進步兩系（1917年6月7日）
憲政常軌中政黨活動之正當范圍（1917年6月8日）
收拾時局之商榷（1917年6月10日、11日）
論欲實行立憲政治者應有之覺悟（1917年6月13日）
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1918年1月15日)
讀彌爾的《自由論》(1918年3月15日)
皖江見聞記(1918年10月15日)
非“君師主義”（1918年12月15日）
和平會議的根本錯誤（1919年1月15日）
真真費解的“國民大會”
——“按之政理、法理皆不可通”（1919年1月26日）
我的戲劇革命觀（1919年2月23日）
斯賓塞爾的政治哲學（1919年3月15日）
逃兵（1919年3月30日）
“是可忍”
——孰不可忍？（1919年4月13日）
青島交涉失敗史（1919年5月11日）
青島問題在歐會中經過的情形（1919年5月18日）
簽字不簽字的害處（1919年5月18日）
老子的政治哲學（1919年5月）
關于《膠州和約》的修正意見（1919年6月1日）
無治主義學理上的根據（1919年7月15日）
民眾運動的目的（1919年8月3日）
歡迎中山先生脫離軍政府（1919年8月17日）
評徐佛蘇的《西南自治與和平》（1919年8月17日）
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1919年8月24日）
中日怎樣才能夠親善（1919年8月31日）
《互助論》的大意（1919年9月24日—9月29日）
俄國新憲法的根本原理（1919年11月5日）
萬國聯盟與主權（1919年12月5日）
對于《治安警察條例》的批評（1920年1月1日）
言論自由的問題（1920年1月4日）
羅素的社會哲學(1920年4月1日)
日本近代勞動組織及運動（1920年5月1日）
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1921年6月1日)
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爭論的我見（1921年6月20日）
省憲法中的民權問題（1921年9月1日）
一百三十年來聯邦論的趨勢（1922年2月28日）
政治與社會
——答《晨報》、《益世報》記者
（1922年5月21日）
個人對于社會的責任（1922年5月30日）
省制的討論（1922年6月11日）
女子參政問題
——在武昌暑期學校的演講稿（1922年8月15日）
聯省自治（1922年10月8日）
議員與內閣（1922年10月8日）
廢督裁兵的方法（1922年10月15日）
福建問題（1922年10月15日）
王內閣辭職的理由（1922年10月22日）
如何收拾閩局（1922年10月29日）
國會自殺（1922年11月12日）
我國憲法與歐洲新憲法之比較（1922年11月25日）
國法何在！（1922年11月26日）
聯邦與割據（1922年11月30日）
軍閥們看不起的機關（1922年12月3日）
違法的先例（1922年12月3日）
石志泉辭職呈文（1922年12月3日）
國會神圣？（1922年12月17日）
農村立國（1922年12月24日）
學風（1922年12月24日）
討論憲法草案（1922年12月31日）
所謂“*高問題”（1922年12月31日）
軍閥反對憲法草案（1923年1月7日）
希望“憲法會議”修改憲法草案中的《大總統選舉法》
（1923年1月7日）
不值一駁的反對論（1923年1月14日）
希望反對聯邦論者注意*近的國家性質新論
（1923年1月14日）
國民應該起來制裁這制造革命的國會！（1923年1月28日）
關于旅大租借的條約（1923年4月8日）
不信任內閣問題（1923年4月22日）
賣身議員的供狀 （1923年4月22日）
代議制的討論（1923年4月29日）
“中國根本的社會問題”（1923年5月6日）
“新文化運動的批評”（1923年5月13日）
反對省憲同志會宣言（1923年5月20日）
到底誰是匪？（1923年5月27日）
議會改造的我見（1923年5月30日）
騎墻政策與殖兵政策（1923年6月3日）
介紹《制憲特刊》（1923年6月10日）
黎元洪為什么逃走？（1923年6月17日）
一個緊急動議
——組織統一委員會（1923年6月17日）
想解決時局應該先停止北京國會的職權
（1923年7月1日）
開南北和平會議的條件（1923年7月8日）
北京教育界的歧路（1923年7月15日）
顧維鈞到底替誰看大門？（1923年7月29日）
曹錕通電表示要做總統（1923年7月29日）
答kc君（1923年7月29日）
考試和情面（1923年7月29日）
我們*后的希望（1923年8月5日）
法國一部有名的反抗君政論（1923年8月5日）
我對于國民黨的態度
——答鄧初民君來信
（1923年8月19日）
不值批評的批評（1923年10月14日）
憲法與制憲者（1923年10月14日）
二十年來中國的政黨(1924年1月10日)
福濱社會主義派的方法和理論（1924年2月）
政黨要怎樣改造？（1924年3月）
關于《努力月刊》的幾句話（1924年8月28日）
唯物史觀的解釋（1924年8月）
美國獨立時代的普通政治思潮（1924年11月）
軍閥末運（1924年12月13日）
賄選問題（1924年12月13日）
國會問題（1924年12月20日）
《善后會議條例》的疑點（1924年12月27日）
善后會議議員的出席問題（1925年1月10日）
聯邦建國論（1925年1月10日）
愚弄人民的廢督令（1925年1月24日）
奉諭開會（1925年2月7日）
我們對于《國民會議組織法》的主張（1925年2月14日）
太上國民與國民太上（1925年2月21日）
執政府的生死關頭（1925年2月28日）
溥儀出京（1925年3月7日）
馬克斯的唯物史觀(1925年4月26日)
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1925年8月）
那里配稱得起“反動”（1925年10月10日）
關稅自主將變成一句空話（1925年11月7日）
馮張果真能合作嗎？（1925年11月21日）
中國現在是否有恢復御史制度的必要？（1925年12月1日）
平民革命的目的與手段（1925年12月12日）
對于委員制的意見（1926年1月6日）
行政委員制與中國(1926年1月16日)
開玩笑與打巴掌（1926年1月30日）
盧梭的民權論和國權論（1926年2月10日）
吳馮的勝負（1926年2月13日）
革命軍與言論自由（1926年2月27日）
吳先生還是磨墨罷（1926年3月6日）
海格爾的政治思想（1926年3月15日）
慘案的前途黑暗（1926年4月3日）
政局的前途（1926年4月17日）
護憲與護法（1926年5月8日）
護憲與衛戍司令部（1926年5月29日）
委員制的性質及利弊（1926年6月15日）
哀山西（1926年7月3日）
閑話（1926年8月21日）
閑話（1926年9月25日）
從武力的勝負到政治的勝負（1926年10月22日）
閑話（1926年11月6日）
新年（1927年1月1日）
軍治與黨治（1927年1月）
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1927年6月15日）
我的共產嫌疑的證據
——致《現代評論》記者（1927年9月24日）
平均地權的土地法（1928年1月10日）
反對議會制度的獨裁制與委員制（1928年1月25日）
公民的直接罷免權（1930年1月）
憲法上監察權的問題（1933年4月10日）
專家政治（1933年7月）
對于國民大會職權規定之商榷（1934年4月）
國民經濟的危機（1935年5月10日）
高一涵年譜簡編
民國之禰衡（1914年7月10日）
民福（1914年11月10日）
宗教問題（1914年11月10日）
章太炎自性及與學術人心之關系（1915年5月10日）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1915年9月15日、10月15日、
11月15日)
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1915年10月15日）
民約與邦本（1915年11月15日）
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1915年12月15日）
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1915年12月15日）
自治與自由（1916年1月15日）
國本（1916年5月15日）
共和（1916年5月15日）
程度與民政（1916年5月15日）
樂利主義與人生（1916年9月1日）
理想與事實（1916年9月16日）
省權與省長（1916年12月20日）
省制問題解決法芻議（1916年12月20日）
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1917年1月1日)
主權所在之疑問（1917年2月3日）
平分政權（1917年2月5日）
外交管見（1917年2月10日）
議員兼任國務員問題（1917年2月17日）
忠告國民、進步兩系（1917年6月7日）
憲政常軌中政黨活動之正當范圍（1917年6月8日）
收拾時局之商榷（1917年6月10日、11日）
論欲實行立憲政治者應有之覺悟（1917年6月13日）
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1918年1月15日)
讀彌爾的《自由論》(1918年3月15日)
皖江見聞記(1918年10月15日)
非“君師主義”（1918年12月15日）
和平會議的根本錯誤（1919年1月15日）
真真費解的“國民大會”
——“按之政理、法理皆不可通”（1919年1月26日）
我的戲劇革命觀（1919年2月23日）
斯賓塞爾的政治哲學（1919年3月15日）
逃兵（1919年3月30日）
“是可忍”
——孰不可忍？（1919年4月13日）
青島交涉失敗史（1919年5月11日）
青島問題在歐會中經過的情形（1919年5月18日）
簽字不簽字的害處（1919年5月18日）
老子的政治哲學（1919年5月）
關于《膠州和約》的修正意見（1919年6月1日）
無治主義學理上的根據（1919年7月15日）
民眾運動的目的（1919年8月3日）
歡迎中山先生脫離軍政府（1919年8月17日）
評徐佛蘇的《西南自治與和平》（1919年8月17日）
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1919年8月24日）
中日怎樣才能夠親善（1919年8月31日）
《互助論》的大意（1919年9月24日—9月29日）
俄國新憲法的根本原理（1919年11月5日）
萬國聯盟與主權（1919年12月5日）
對于《治安警察條例》的批評（1920年1月1日）
言論自由的問題（1920年1月4日）
羅素的社會哲學(1920年4月1日)
日本近代勞動組織及運動（1920年5月1日）
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1921年6月1日)
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爭論的我見（1921年6月20日）
省憲法中的民權問題（1921年9月1日）
一百三十年來聯邦論的趨勢（1922年2月28日）
政治與社會
——答《晨報》、《益世報》記者
（1922年5月21日）
個人對于社會的責任（1922年5月30日）
省制的討論（1922年6月11日）
女子參政問題
——在武昌暑期學校的演講稿（1922年8月15日）
聯省自治（1922年10月8日）
議員與內閣（1922年10月8日）
廢督裁兵的方法（1922年10月15日）
福建問題（1922年10月15日）
王內閣辭職的理由（1922年10月22日）
如何收拾閩局（1922年10月29日）
國會自殺（1922年11月12日）
我國憲法與歐洲新憲法之比較（1922年11月25日）
國法何在！（1922年11月26日）
聯邦與割據（1922年11月30日）
軍閥們看不起的機關（1922年12月3日）
違法的先例（1922年12月3日）
石志泉辭職呈文（1922年12月3日）
國會神圣？（1922年12月17日）
農村立國（1922年12月24日）
學風（1922年12月24日）
討論憲法草案（1922年12月31日）
所謂“*高問題”（1922年12月31日）
軍閥反對憲法草案（1923年1月7日）
希望“憲法會議”修改憲法草案中的《大總統選舉法》
（1923年1月7日）
不值一駁的反對論（1923年1月14日）
希望反對聯邦論者注意*近的國家性質新論
（1923年1月14日）
國民應該起來制裁這制造革命的國會！（1923年1月28日）
關于旅大租借的條約（1923年4月8日）
不信任內閣問題（1923年4月22日）
賣身議員的供狀 （1923年4月22日）
代議制的討論（1923年4月29日）
“中國根本的社會問題”（1923年5月6日）
“新文化運動的批評”（1923年5月13日）
反對省憲同志會宣言（1923年5月20日）
到底誰是匪？（1923年5月27日）
議會改造的我見（1923年5月30日）
騎墻政策與殖兵政策（1923年6月3日）
介紹《制憲特刊》（1923年6月10日）
黎元洪為什么逃走？（1923年6月17日）
一個緊急動議
——組織統一委員會（1923年6月17日）
想解決時局應該先停止北京國會的職權
（1923年7月1日）
開南北和平會議的條件（1923年7月8日）
北京教育界的歧路（1923年7月15日）
顧維鈞到底替誰看大門？（1923年7月29日）
曹錕通電表示要做總統（1923年7月29日）
答kc君（1923年7月29日）
考試和情面（1923年7月29日）
我們*后的希望（1923年8月5日）
法國一部有名的反抗君政論（1923年8月5日）
我對于國民黨的態度
——答鄧初民君來信
（1923年8月19日）
不值批評的批評（1923年10月14日）
憲法與制憲者（1923年10月14日）
二十年來中國的政黨(1924年1月10日)
福濱社會主義派的方法和理論（1924年2月）
政黨要怎樣改造？（1924年3月）
關于《努力月刊》的幾句話（1924年8月28日）
唯物史觀的解釋（1924年8月）
美國獨立時代的普通政治思潮（1924年11月）
軍閥末運（1924年12月13日）
賄選問題（1924年12月13日）
國會問題（1924年12月20日）
《善后會議條例》的疑點（1924年12月27日）
善后會議議員的出席問題（1925年1月10日）
聯邦建國論（1925年1月10日）
愚弄人民的廢督令（1925年1月24日）
奉諭開會（1925年2月7日）
我們對于《國民會議組織法》的主張（1925年2月14日）
太上國民與國民太上（1925年2月21日）
執政府的生死關頭（1925年2月28日）
溥儀出京（1925年3月7日）
馬克斯的唯物史觀(1925年4月26日)
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1925年8月）
那里配稱得起“反動”（1925年10月10日）
關稅自主將變成一句空話（1925年11月7日）
馮張果真能合作嗎？（1925年11月21日）
中國現在是否有恢復御史制度的必要？（1925年12月1日）
平民革命的目的與手段（1925年12月12日）
對于委員制的意見（1926年1月6日）
行政委員制與中國(1926年1月16日)
開玩笑與打巴掌（1926年1月30日）
盧梭的民權論和國權論（1926年2月10日）
吳馮的勝負（1926年2月13日）
革命軍與言論自由（1926年2月27日）
吳先生還是磨墨罷（1926年3月6日）
海格爾的政治思想（1926年3月15日）
慘案的前途黑暗（1926年4月3日）
政局的前途（1926年4月17日）
護憲與護法（1926年5月8日）
護憲與衛戍司令部（1926年5月29日）
委員制的性質及利弊（1926年6月15日）
哀山西（1926年7月3日）
閑話（1926年8月21日）
閑話（1926年9月25日）
從武力的勝負到政治的勝負（1926年10月22日）
閑話（1926年11月6日）
新年（1927年1月1日）
軍治與黨治（1927年1月）
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1927年6月15日）
我的共產嫌疑的證據
——致《現代評論》記者（1927年9月24日）
平均地權的土地法（1928年1月10日）
反對議會制度的獨裁制與委員制（1928年1月25日）
公民的直接罷免權（1930年1月）
憲法上監察權的問題（1933年4月10日）
專家政治（1933年7月）
對于國民大會職權規定之商榷（1934年4月）
國民經濟的危機（1935年5月10日）
高一涵年譜簡編
展開全部
高一涵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相關資料
“甲寅派” 的政論文在民國初年幾乎成一個重要文派。……這一派的健將，如高一涵、李大釗、李劍農等，后來也都成了白話散文的作者。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
——吳稚暉：《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
士釗始為《甲寅雜志》于日本，以文會友，獲二子焉：一直隸李大釗，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摹士釗所為文，而一以衷于邏輯，掉鞅文壇，焯有聲譽。而一涵冰清玉潤，文理密察，其文尤得士釗之神。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
當時高、李（即李大釗）齊名，海內號“甲寅派”，胡適之曾屢道之，高謂皖士高一涵也。
高一涵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高一涵是民國建立后登上歷史舞臺的新生代思想啟蒙者、新文化運動與《新青年》群體的重要一員，也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學家與政論家。他少年受傳統教育，青年留學日本，學兼中西。歸國后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努力周報》、《現代評論》上發表大量政論文章和短評，并著有《政治學綱要》、《歐洲政治思想史》、《歐洲政治思想小史》、《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和《金城集》（詩集）等。其思想介于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學院派啟蒙思想家之一。其個人著述與人生歷程，體現了轉型時代知識分子在學術與政治間的復雜選擇。 編者簡介 郭雙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社會史，著有《中華賭博史》、《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論爭》等。 高波，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知識分子史，在《社會科學研究》、《天津社會科學》、《知識分子論叢》等刊物上發表論文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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