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學-第七輯 節選

（三）新民與哲學王
朱熹提供了一種圣王通過政治的方式實現道德理想的藍圖，即“堯舜其民”。就此而言，他的新民學說與柏拉圖《理想國》中“哲學王”的思想頗有相近之處。
柏拉圖認為，哲學王需要改變人的本性從而造就一個“理想國”。在他看來，這樣的“理想國”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而現存的政體就是它的逐次墮落。柏拉圖的政治歷史退步觀反映了他崇尚完滿原型，貶低變化的理念論立場。他推薦的“新民”方法有：**，在哲學王與武士階層實行共產制度，廢除家庭與私有財產；第二，由國家從事兒童的教育活動，以避免傳統的習慣與謬誤的污染，從而逐漸造就新人；第三，移風易俗，實行思想控制，從而建立一個以絕對知識（真理）的名義對藝術、科學與一切批判精神進行控制的專制國家。可以發現，朱熹與柏拉圖具有一些比較明顯的異同點。就相同點而言，比如他們都持一種歷史退步觀；都建立在關于人的形上學的基礎之上，柏拉圖把靈魂三分，并認為理性是人的本性，而朱熹則認為“明德”是人的本性，從而是真實的“自我”；都提出了一些新民的類似措施；都支持一種政教合一的專制統治，從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寬容的，而涉及了或多或少的強制。就*后一點而言，“新民”可能會造成戴震所說的“以理殺人”，而柏拉圖的理論所蘊涵的極權主義更是為西方思想家所詬病。從政治哲學角度來看，柏拉圖與朱熹都支持至善論而反對國家中立，他們認為人的道德完善（德性）與政治之間存在密切關系。
由于古希臘與古代中國的思維方式與關注重點等方面的差異，柏拉圖與朱熹的相關思想也具有明顯不同。**，朱熹的新民是以道德為基礎的，而柏拉圖則是以理智（智慧）為基礎。這與雙方所在的文化具有的道德主義與理智主義背景具有內在聯系。與此相關，柏拉圖的《理想國》中造就新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是打破現有的社會結構與制度的行為，比如家庭與私有制等，從而具有激進的理性主義烏托邦色彩。而朱熹則是在利用現有的社會結構與制度的前提下，從事新民活動。可以說，柏拉圖既從事“硬件”革命，也從事“軟件”革命，而朱熹則僅僅從事“軟件”層面的改革，因而顯得比較溫和。理性主義容易走向絕對主義與一元論，因而柏拉圖的主體只能是一個哲學王，而朱熹的新民主體則要廣泛的多，包括君師、有德者、有齒者等。故是，哲學王的統治是一種全面的理性計劃，而朱熹的新民則是一種長期的、多層面的、松散的道德政治活動。就對象而言，柏拉圖認為人天生就有知識，而朱熹則認為人性善。
（四）新民的適用范圍與界限：在“君子的責任”與“個人自主”之間
朱熹的新民思想與柏拉圖有較多相互詮釋之處，而與洛克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卻差異頗大。因而，通過引入古典自由主義這個“他者”的視域，可以更為有效地確立朱熹新民思想的一些基本特點。在洛克看來，自我保存是人的基本本性，在自我保存的前提下，人們“就應該盡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類”。這種對人性的低調的看法明顯不同于朱熹把仁愛看作人的本性的高調觀點。基于對人的個體主義的預設，洛克認為人是自由、平等與有理性的，因而是一個自治的主體。基于個體的同意，政府建立了起來。政府的權限僅僅在于消極地保衛公民的生命、自由與財產，而公民的道德問題則屬于自治的私域，與公域的政治權力無關。換言之，朱熹意義上的新民不應當成為政治以及政治哲學所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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