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風云人物 節(jié)選

公元1911年，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中華民族在坎坷中經(jīng)歷了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革：自秦朝以來已經(jīng)延續(xù)了兩千余年的皇權專制終告崩解，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誕生了全亞洲**個共和國——中華民國。中國完成了一次歷史性跨越，仿佛一步邁人了具有先進政體的文明國家行列。
在過去的一百年里，隨著政治語境的變遷，人們對這場社會變革的解讀不斷演化，對相關人物的褒貶時有更迭。由于持有不同的政治觀，有人說它是不徹底的革命，是半截子革命；有人說它是溫和革命，是破壞性*小的革命……不管怎樣，人們始終不能否定這樣兩個關鍵詞：一是共和，一是孫中山。
一百年前，孫中山所倡導的共和理想，以激進的方式促使中國融人世界潮流，開啟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新紀元。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說：“19至20世紀是構建偉大意識形態(tài)的時代，也是宗教和神秘烏托邦被所謂哲學與政治合一的理念所取代的時期。”
這種判斷或許可以反映那個時代的風云激蕩，卻忽視了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巨大差異。19至20世紀，歐洲與中國處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它們一個正滿懷信心地走向“*美好的新世界”，另一個卻飽受內(nèi)憂外患，前路茫茫。
斯蒂芬·茨威格這樣回憶19世紀那個“*美好的新世界”：
國家賦予公民的權利，是由自由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的機構——國會用書面文件確認的，同時，每項義務也都有詳細的規(guī)定。
19世紀懷著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新世界”。……普遍的繁榮變得愈來愈明顯，愈來愈迅速，愈來愈豐富多彩。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經(jīng)不是昏暗的燈光，而是耀眼的電燈。從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鋪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人已經(jīng)能用電話進行遠距離的談話。人乘坐的車輛已經(jīng)不再用馬匹拖拉，而是以新的速度在飛馳。……水已經(jīng)不再需要從水井或從水渠里去提取，爐灶升火也不再那么費勁，到處講究衛(wèi)生，已不再滿目骯臟……人們都變得愈來愈漂亮，愈來愈強壯，愈來愈健康。（[奧]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1年8月第1版，第1～3頁。）
在世界的另一邊，梁啟超則這樣描繪當時的大清國：
翻觀國內(nèi)之情實，則自乾隆以后，盛極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驕橫，海內(nèi)曰以多事。……蓋當嘉道之間，國力之疲弊、民心之蠢動已甚，而舉朝醉生夢死之徒，猶復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熱，無所告訴，有識者固稍憂之矣。
蓋中國自開辟以來，無人民參與國政之例，民之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無可告訴者，其所以抵抗之術，只有兩途，小則罷市，大則作亂，此亦情實之無可如何者也。……故數(shù)千之史傳，實以膿血充塞，以肝腦涂附，此無可為諱者也。（梁啟超：《李鴻章傳》，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10～11頁。）
中國的19至20世紀與西方的截然不同，也正是這種截然不同，啟發(fā)并且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來自西方的“偉大意識形態(tài)”，成為中國尋找出路的靈感來源；直觀可見的西方文明成果，則成為中國仁人志士追求進步的目標。于是，變法、維新、革命，依次構成了近代中國的核心主題。
同樣是19世紀末，準確地說是1896年9月30日，孫中山抵達英國的利物浦王子碼頭，開始了歐洲之旅。
孫中山于10月1日乘火車抵達倫敦，對于初到倫敦時的經(jīng)歷和觀感，他曾經(jīng)在《倫敦被難記》中有這樣的自述：
予自是即小住倫敦，或游博物院，或訪各處之遺跡。觀其車馬之盛、貿(mào)易之繁，而往來道途絕不如東方之喧嘩紛擾。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孫中山：《自傳及敘述革命經(jīng)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4頁。）
無論是梁啟超還是孫中山，他們都是敏覺的。梁啟超直白地道出了中國困局的本質(zhì)：因為“無人民參與國政之例”，才導致了“民之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孫中山則由對西方繁榮的“怦怦向往”，敏銳感知到了憲政、民主是未來文明的主導方向，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并且為之奮斗了一生。
回望辛亥革命，回望那扇共和之門艱難的開啟過程，需首先看清王朝崩潰前的沒落、腐朽，以及當時人們的焦慮與期盼。因為，那才是導致19至20世紀中國歷史劇烈動蕩變化的根由。
世紀之交，中國在焦慮中期盼
中國的19世紀是在戰(zhàn)亂中結束的。
中國的20世紀是在戰(zhàn)亂中開始的。
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落后挨打的歷史。她的每一次變法、維新都是緣于戰(zhàn)敗、割地、賠款。喪失了主動自我更新能力的清王朝猶如一個老邁而懶惰的駑馬，只有被狠狠地抽打，只有感受到真正的切膚之痛才肯緩慢地邁出歷史的腳步。因為甲午之戰(zhàn)，才有了“百日維新”；因為庚子之變，才有了“預備仿行立憲”……
于是，上上下下的中國人都在焦慮中期盼，期盼變法后的新政，期盼立憲后的憲政。*后，他們盼來了辛亥革命，盼來了清王朝的覆亡。
一
在1895年那個慘淡的冬日，繼連續(xù)受到英法等歐洲諸強的武力羞辱之后，對日甲午之戰(zhàn)又以慘敗告終，又一次讓清王朝感到了這個政權的危機。
1898年6月11日，經(jīng)慈禧同意，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書，正式宣布變法。盡管這場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通過清帝光緒推動的變法，已經(jīng)*大限度地照顧到了頑固派的權力和利益，可它還是僅僅維持了103天便被慈禧扼殺了。
對于清廷來說，這次“百日維新”更像是一場鬧劇。就其本性而言，他們視為“重中之重”、“**要務”的永遠是如何保住已經(jīng)竊取的統(tǒng)治權，而不是這個國家如何富強，社會如何進步，人民如何幸福。在政權與國家、人民的命運之間，他們選擇的永遠是前者。他們寧愿割地賠款，也不會允許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危及其統(tǒng)治地位，正所謂“寧贈友邦，不予家奴”。清朝貴族階層根本就沒有變法的誠意，更沒有追求先進文明的覺悟和能力，結果，他們硬是把一次變法圖強的偉大實驗，演變成了刀光劍影、黑幕重重的宮廷政變。
對于中國和那些獻身戊戌變法的仁人志士來說，這卻是一次與虎謀皮的悲劇。*后慘遭清政府殺害、血灑刑場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在獄中寫給梁啟超的絕筆書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中國三千年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和平改良以流血告終。這是一代人的悲劇，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劇。慈禧控制下的清政府不單是毀掉了一次使中華文明獲得全面提升的絕佳機會，而且陷入了一種極端昏聵、仇外、殘暴，全面向后轉的非理性狀態(tài)。
中國的19世紀在一片腥風血雨中結束了。
中國的20世紀又在一片腥風血雨中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