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品鑒賞收藏史話 節選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陜西省岐山縣周原村，出土了一件西周的青銅器，這就是價值連城的稀世珍寶“毛公鼎”。毛公鼎高53．8厘米，重34．7公斤，口很大，口徑達49．7厘米，它有一個半球狀的鼓鼓的肚子，兩只立著的高大的耳朵，三只獸蹄形狀的足，造型端莊穩重，渾厚威嚴。整件器物的表面裝飾紋十分簡約整潔，在凝重之中透著素樸和典雅，洋溢著一股清新別致的氣息，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毛公鼎*為著稱于世的，是它腹內鑄有的那篇銘文。銘文共有32行，497個字，是迄今古青器中篇幅*長、字數*多的稀世珍寶。 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毛公是周宣王的叔父。那一年周宣王委托他管理國家內外事務，并讓他擁有宣布王命的大權。同時，周宣王還一再教導他要勤政愛民，修身養德，并賜給了他一些車輛、兵丁、官服和器物。毛公感念周宣王對他的知人善用，為了表達感謝，就鑄了一個鼎，稱頌周天子的美德，并將任用他的這件事銘刻在上面，作為紀念。 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冊命文章，共有五段：**段稱頌周天子的豐功偉績，追述了周文王、周武王兩個開國君王當政時清平盛世的景況，表示了毛公自己對當朝國家不太平的憂慮和感嘆；第二段記敘了周宣王冊命毛公管理家邦內外事務的事；第三段記錄了周宣王授予毛公宣示王命的專門權力的事；第四段為了贊頌周宣王的美德，記敘了周宣王如何教導毛公要勤政愛民、修身養德、以善從政；第五段記錄了周宣王對毛公的諸多物質賞賜。銘文主題是表達周宣王孜孜圖治的決心，對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歷史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是一篇重要的史料。 這篇銘文在藝術上也極具美學價值，是一篇全文書法的典范。銘文上的字字體結構方長莊重，線條的質感非常飽滿，筆法端嚴圓勁，氣象渾厚肅穆。自清朝出土以來，清末的書法家們無不為之傾倒。清末大書法家李瑞清就曾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當代大文豪郭沫若先生也有言，毛公鼎煌煌巨制，“抵得上一篇《尚書》”。 毛公鼎出土以后，在咸豐三年(1853)有一個古董商人將它收購到手，從陜西運到了北京，又將它賣給了當時任翰林院編修的陳介祺。陳介祺是山東濰縣人，出身于大官世宦人家。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中了進士，在翰林院任編修10年時間。咸豐四年(1854)陳介祺的母親在家鄉病故了，他本來就厭倦官場，于是借給母親辦喪事就辭官回了老家。然后他就在家鄉潛心治學，不再出來當官，成了清代著名的金石學家、古文學家和文物收藏家。他一生收藏了夏、商、周三代的鐘鼎、古陶，秦漢的印璽等珍貴文物數以萬件，還留下了有關著作30余種。 陳介祺用重金將毛公鼎買到手，非常鐘愛，他將鼎運到故居“萬印樓”的“十鐘山房”內收藏，秘不示人。他請了墨拓的高手將毛公鼎銘文拓下來兩套，讓他們探討研究。他們也竭盡全力去考究銘文，在陳介祺59歲的時候，寫出了《周毛公鼎考釋》一書。毛公鼎在陳家整整秘藏了58年之久。 光緒十年(1884)，陳介祺去世了，家境也隨之敗落。宣統二年(1910)收藏了58年的毛公鼎被陳家后人賣給了直隸總督端方。第二年端方死了，他的小妾將毛公鼎質押在天津華俄道勝銀行，1926年又將它改押于北平大陸銀行。1930年，美國的一個商人愿用5萬美元將它買走，大學者葉恭綽得到這個消息，趕忙設法集資3萬元，將毛公鼎從銀行中贖了出來，沒有使它流于海外。 抗日戰爭期間，為了防止被日寇掠奪，毛公鼎被先后移存于香港和上海。抗戰勝利后，葉恭綽將它捐贈給了國民政府。1948年，它被轉運到臺灣，現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煌煌巨制毛公鼎，正是有像陳介祺先生這樣的人對它倍加呵護和研究，才使它能夠保留至今，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世代永存。(P26-28)